中医学称脾胃的功能为脾气与胃气。脾气主升，胃气主降，升降调，脏腑和，于是气（宗气，营气，卫气）、血、津液得以生化、煦濡，水液、精粕得以分泌输泄。
然而脾的生理内涵，则是脾阴和脾阳；胃的生理内涵，则是胃阴和胃阳。脾气合脾阴、脾阳，胃气合胃阴、胃阳，是形成脾胃升降机能的物质基础。
其任何一方的偏胜偏衰，均会引起病变，这是不言可喻的。
从汉至唐宋时期，伤寒学派持本寒而标热的观点，辨证详于风寒而略于温热，论治重于温阳而忽于救阴。脾胃虚证，多主理中汤、薯蓣丸或吴萸汤，大、小建中汤。
其实《伤寒论》方，芍药甘草汤的甘酸化阴，甲己化土，即所以安脾阴而益脾气；麻仁丸的滋柔润下，即所以润脾燥而治脾约；麦门冬汤的生津救燥，即所以养胃液而平火逆。
盖仲景自临床实践出发，固未尝偏废疗脾胃阴虚之法也。
迨南宋时期，战乱频仍，疾病丛生，每由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劳倦过度而起。
李东垣按脾胃内伤立论，主张“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创补中益气、升阳益胃等方，独树一帜，确具卓效。
唯只求升发脾胃之阳气，不顾维护脾胃之阴液，其失也偏。
因此，缪仲淳针对性地指出：“胃气弱则不能纳，脾阴虚则不能消。世人徒知香燥温补为治脾胃虚之法，而不知甘凉滋润益阴之有益于脾也。”
张景岳与罗周彦，亦均发现这一点，而思有以弥补东垣之不逮。
如张氏制补阴益气煎，方用人参、当归、山药、熟地、陈皮、炙甘草、升麻、柴胡。
并说：“此补中益气汤之变方也。治劳倦伤阴，精不化气，或阴精内乏，以致外感不解，寒热痰疟，阴虚便结不通等症。凡属阴气不足，而虚邪外侵者，用此升散，无不神效。”
罗氏制补中益阴汤，方用当归、甘草、芍药、人参、熟地、升麻、柴胡、粳米、大枣。
并说：“夫过食辛热之物，以致脾胃中阴气耗散而不能运化饮食，此亦为脾胃受伤。
元气不足之病，诚万世不易之法，但用之脾胃中元阳之气不足极当，若用之于脾胃中元阴之气不足，则恐复有不能相宜。”
自注：“补中益气，内伤劳倦之至药，若脾不甚虚而挟阴不足，当更补中以益阴。”
显然，东垣的《脾胃论》，得张、罗之说，遂臻完备。
清代温病学说盛行，在温病宜刻刻顾其津液的思想指导下，更重视养脾胃之阴。
如叶天士订养胃汤，方用麦冬、扁豆、玉竹、甘草、沙参、桑叶。吴鞠通订益胃汤，方用沙参、麦冬、冰糖、细生地、玉竹。
吴澄著《不居集》，曾专立理脾阴总论及理脾阴之法。
如说：“脾乃胃之刚，胃乃脾之柔。东垣脾胃论，谓脾为死阴，受胃之阳气，方能上升水谷之气于肺，若脾无所禀，则不能行气于脏腑，故专重以胃气为主。
又曰，饮食不节，则胃先受病，劳倦者，则脾先受病，脾受病则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则脾病必及胃，胃病亦必及脾，一腑一脏，恒相因而为表里也。
古方理脾健胃，多偏补胃中之阳，而不及脾中之阴，然虚损之人多为阴火所烁，津液不足，筋脉皮骨，皆无所养，而精神亦渐羸弱，百症丛生矣。
今以芬香甘平之品，培补中宫而不燥其津液，虽曰理脾，其实健胃，虽曰补阴，其实扶阳，则乾资大始，坤作成物，中土安和，天地位育矣。”
书中列举诸方，如：
中和理阴汤，方用人参、燕窝、山药、扁豆、莲肉、老米。云治中气虚弱，脾胃大亏，饮食短少，痰嗽失血，泄泻腹胀，不任芪术归地者，此方主之。
理脾阴正方，方用人参、河车、白芍、山药、扁豆、茯苓、橘红、甘草。云治食少泄泻，痰嗽失血，遗精等症，虚劳不任芪术者，此方主之。
升补中和汤，方用人参、谷芽、山药、茯神、甘草、陈皮、扁豆、钩藤、荷鼻（荷叶蒂）、老米、红枣。云治虚劳寒热，食少泄泻，不任升柴者，此方主之。
其子宏格注释说：“升补中和，为清阳下陷而设也。盖阴亏火泛，法不宜升，而肝肾空虚，更不宜升。
惟是泄泻食少之人，清阳不升，则浊阴不降，于法不可以不升，而又非升柴之辈所能升者，故以人参、钩藤、荷鼻升胃中之阳，以谷芽、山药、老米补脾中之阴，陈皮快气，甘草和中，红枣助脾，虽非升、柴、芪、术之品，而功效实同补中益气之立法矣”。
唐容川亦说：“但调治脾胃，须分阴阳，李东垣后，重脾胃者，但知宜补脾阳，而不知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
……是故宜补脾阳者，虽干姜附子转能生津，宜补脾阴者，虽知母石膏反能开胃。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古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
又说：“脾统血，血之运行上下，全赖乎脾，脾阳虚则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
综上所述，中医学对“脾阴虚”的证治内容，虽受历史条件的影响，没有像“脾气虚”，“脾阳虚”那样丰富，但其临床认识，仍可湖流寻源，体现了它的一脉相承与不断发展。
当前，我国医学家正开展中医脏象学说的研究，脾胃升降的契机以及脾虚（包括脾气，脾阴，脾阳）的生理与病理基础，必将逐步深入而获得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