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赛时
中国著名酒史文化研究专家、酒史文化巨著《中国酒史》作者、中国酒业协会“陈年白酒鉴定师”培训讲师、上海市收藏协会酒委会“中国瓶储年份白酒品鉴师”培训讲师、仁怀市“中国酱酒文化传播大使”、中国品酒师培训机构“源坤”“酒育”专家组教授、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教授、北京大学餐饮总裁高级研讨班主讲教授、《饮食文化研究》国际学术期刊主编、国家餐饮文化一级认定师。
王赛时致力于中国酒文化的传播事业，曾为国内诸多酿酒企业制定过文化方案和博物馆方案，参加过“中国酒都”、《中国名酒志》等国家项目的认证工作、贵州茅台股份“中国酒文化城”构建方案撰写工作、河南仰韶“世界酒史馆”设计全案工作、山东景阳冈“中国酒器酒具博物馆”鉴定工作，长期担任国内知名酒文化教育机构：“源坤教育”和“酒育文化”的专家组授课讲师。
年王赛时教授与季克良、李静仁等9位业内专家一起被仁怀市政府授予“酱酒文化传播大使”，以表彰其对酱酒文化传播所做的贡献。王赛时教授领衔的“中国酒史研究中心”团队，已经为国内几十家酒业名企进行了博物馆文化馆设计建造、酒史文化挖掘、酒文化培训等专业服务。
年“王赛时中国酒史研究中心”落成了“酱酒大使馆”项目，通过“赛时讲酒”与“赛时鉴酒”的课程设置，重点打造了“老酒收藏”、“名酒套装收藏”、“酒业游学”、“品酒培训”、“头部酒企联名定制”、“酒业泰斗大师签名珍藏”、“12香型白酒陈列定制收藏”等多个业务板块。
并推出了“酱酒大使馆馆藏酒”：用王赛时教授的代表名作《中国酒史》封面为酒标，选用贵州省仁怀县茅台镇7.5平方公里核心产区制酒厂优质大曲坤沙基酒，经国家级调酒大师精心盘勾，王赛时教授亲自监制，确保中国酒史酱香酒的产品酱香突出，丰满醇厚、优雅细腻、空杯留香。
3.从我国酿酒的最早原料和最早方式来探讨酒的起源
用何种原料与何种方式来酿酒，是酿酒出现的先决条件。只有占有了充足的酿酒原料，又学会了让原料转化为酒的酿造技术，才有可能酿出酒来。人类学会酿酒可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而且社会发展的地区性不均衡走向，也使得酿酒技术在各个地区不可能同时产生。
所以，探讨中国酿酒起源问题，必须首先从酿酒原料和酿酒方式着手，并充分考虑人类文化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而后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酿酒必须要有剩余的谷物。这是东汉量谷（囤粮）画像石，反映了谷物的计量与仓储。山东长清孝里镇出土。）
3.1酒的原料
从物质本身的结构来看，易于酿酒的原料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糖蜜类，一类是淀粉类。糖蜜类包括含糖果实、蜂蜜和含糖植物汁液，淀粉类主要包括谷物和薯类。
另外，兽乳也能够酿酒。从发酵原理上看，酒的酿造也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单发酵酒类，属于天然酵母发酵，像含糖果实、蜂蜜、兽乳以及某些植物汁液这样的原料，可以产生天然酵母菌，从而使原料中的糖直接发酵成酒，不需要人为干预。
如果实施人为干预，则是为了让单发酵酒升华到一种更高境界；另一类是复式发酵酒类，主要使用谷物为原料，这类原料首先要水解为糖，然后才能发酵成酒。要想完成复式发酵，就必须使用酒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酒曲。
从考古发现以及文献记载来看，我国古代酿酒主要使用谷物为原料，像糖蜜、兽乳和植物汁液这样可用于单发酵的原料在中原地区并不充足，因此，我国酿酒的始源应从谷物原料的使用开始。
有关我国古代最早使用谷物酿酒的情况，早期文献即有记载。《尚书·说命下》就说：“若作酒醴，尔惟麴糵。”麴，即现代所说的酒曲；糵，指谷芽，或指用谷芽培养而成的酵母。
可见周人所云酿酒，均指谷物酿造。甲骨卜辞中常见“酒黍”并称，酒与谷物关联甚密。如《合集》便有“酒黍登辛亥”“辛酉酒黍登”的卜辞。《初学记·酒》引《春秋纬》有云：“凡黍为酒，阳据阴乃动，故以麦酿黍为酒。”《世本》卷1曾载：“帝女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清人郝懿行考释说：“仪狄盖以稻为酒，至杜康始以秫为，即今之黄酒。案：稻之黏者亦名秫。”
尽管上引史料要晚于我国谷物酿酒的起始年代，但还是可以反映出一种模式即定而又源远流长的酿酒体系。
以酿酒原料来区分不同的酿酒类型，并不是现代人才拥有的专利，我国古代已有科学的见解。《法苑珠林》这样说：“酒有二种：谷酒、木酒。谷酒者以诸五谷杂米作酒者是，木酒者或用根茎叶果，用种种子果草杂作酒者是。”
《蠡海集·事义类》指出：“酒因米曲相反而成，……惟椰浆及树汁，独不须酝酿，是自然之性也。”可见古人深知谷物酿酒与其他原料的单发酵酿酒有着本质区别。
我国史前时代自采集狩猎经济向农业生产转化以来，谷物种植便得到持续发展，谷物成了先民们最主要的食物。只有种植的谷物出现剩余（这种剩余是指用于满足生存必须数量以外的剩余量），人们才有条件进行酿酒。
由于在不同地区农业进程有先后快慢之分，所以应该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首先学会酿酒。但是我们决不能从考古发现的史前时代谷物窑存量来判断酿酒是否产生。比如说，河北武安南磁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内有储存粟类粮食的灰坑88个，有人推算储存量可达10万斤以上[6]。
纵算如此，这些储存的粮食是否能够满足居住在这里的全体民众的全年需求，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口要去消耗这些谷物，况且远古农业收获一年一季（最多两季），人们必须存储谷物用于全年。
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的一个窑穴内，遗留有体积达1立方米多的粟[7]，恐怕当时人们也不会将其全部用于酿酒。据此，想要准确判断我国谷物酿酒起始年限，必须对当时人口全年消费后的谷物剩余量有充分了解，而后再做相关的结论。
这种了解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我们不妨从考古发现的酿酒器具上深加探究，只有确定了酿酒器的年代，才能推测出酿酒的年代，也因此可以判断当时的谷物在一定范围内有了剩余。
使用含糖果实、蜂蜜、兽乳和含糖植物汁液进行单发酵酿酒，在我国史前时代也有可能出现过，但绝不会形成规模，更不会形成一种承传的酿造模式。
这是因为，我国史前人口大量聚集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地区，不出产像葡萄这样易于酿酒的含糖果实；农垦的拓展逐渐压缩畜牧业的空间，兽乳产量及使用范围都很有限；含糖植物汁液多产自亚热带以南地区，中原地区无从寻觅。
所以，人们在酿酒时不会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