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前篇吹爆《星汉灿烂·月升沧海》除了制（颜）作（值）精（能）良（打），并非盲目无脑吹。本剧确实安排了不少细节推动情节发展与人物塑造，一刷已然处处惊喜，二刷三刷却也还能挖出不少遗珠，可谓宝藏剧集。实乃本年度古偶标杆，业界楷模。值得大书特书，点名表扬n+8波。本篇笔者仅从汉代各种糖的细节继续展开说说。
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一书中提到，“对甜味的偏好是人类自然本性，能唤起人愉悦的感觉”。糖文化最早可上溯远古。尽管彼时，人们虽然没有糖的概念，却已经获得了甜的口感。
学界认为人类利用蜂蜜这种纯天然甜味剂的历史最久。中国至少在大约公元前5世纪的商周吴越时期，君主们就互相以蜂蜜作为珍贵的赠品了。到年前的三国时期，今天人们熟悉的“蜜饯”已经出现了。用蜜来浸渍食物是我国的独特发明，除了取其甜美的味道之外，也充分利用了蜂蜜的天然防腐剂的功效。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先民对糖已经有了粗略的分类。《礼记·内则》记载：“甜食者，枣、栗、饴、蜜”。可见人们对糖类已经产生了不同的需求。
此中所提到的饴，俗称麦芽糖，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制造出来的糖。中国人早在商代末期就已经发现并提炼“饴”这种糖分了。《诗经》中“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即为佐证。《楚辞》记载“巨妆蜜饵用长是也。饴饧用麦蘖或谷芽同诸米熬煎而成，古人寒食多食饧（指稍硬一点的“饴”），故医方亦收用之。”《书经》也有提炼饴糖的方法：“稼穑作甘”。可见在战国时期人们用麦芽或者谷物之中将饴糖熬制出来，甚至也可以作为医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对饴糖制作的方法、步骤、要点等都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
甘蔗在公元前八世纪，大约中国的周宣王时期从印度时传入华南。《楚辞·招魂》记载“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即是甘蔗，“柘浆”是其榨汁，说明战国时的楚国（两广及周边地区）已能对甘蔗进行原始加工，供人饮用，甚至也作为解酒之物。《郊祀歌》中有记载：“泰尊柘浆析朝酲”。
东汉张衡《七辨》提到“沙饴石蜜”。石蜜，即甘蔗汁提炼成的固体蔗糖。李时珍《本草纲目》解释：“石蜜，白沙糖也，凝结作饼块者为石蜜”。而沙饴中的沙描述了此时的蔗糖中有有“沙”一样口感的微小结晶，可看作砂糖的雏形。汉代，对于甘蔗的加工提取已日趋进步，这种蔗糖是粘稠的液体状的，同样也是长时间的熬煮而成。但要注意的是，彼时的蔗糖完全不同于今天的概念。其十分粗糙，并且还没有细化出丰富的种类。季羡林在《糖史》一书中提出：当时中国本土的蔗糖制糖术，只知道熬煮浓缩，制造硬的像石头一样的褐棕色粗糖（石蜜）。
就像甜美快乐注定只能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调味剂一样。糖也曾经作为千金难求的奢侈品存在，并非寻常人家能轻易所得。汉代，甘蔗是名贵的“南方水果”，只有达官显贵之家可以消费。“石蜜”更是稀罕物。刘歆《西京杂记》曾记载：“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蔗糖块作为贡品，进献给汉高祖刘邦。
甘蔗作为热带作物，种植区域偏远（相对于秦汉时期北方及中原地区政权），成本太高。另外，无论是做蔗糖的甘蔗，还是做饴糖的麦谷。其深加工的过程无疑是在挤占原本就不富裕的战略物资——粮食。毕竟人可以不吃甜食，却不能不吃粟米。在人力物力有限的帝国中，其作为甜味来源的调剂作用，仅为锦上添花的细枝末节。并不被统治者重视，甚至怕嗜甜之奢靡之风影响稼轩根基，动摇统治的根本，而有意抑制。
剧中，崇尚节俭的文帝虽认为程少商自掏腰包购置甘蔗，并亲自榨汁制甜奉与宣后开怀的孝心难得，也并不鼓励推广即为此用意。所以糖的产量越是低，其价值也就越大，连宣后尚且不能每日食用。彼时，糖的价值已远远超贵于其实际所费，成为可以彰显权力和阶级的顶级奢侈品。有时即便有钱，也未必可得。
这也解释了此前，裕昌君主、王姈等闺女，明里谦让程氏姊妹多吃由细面和蜜糖精加工的金丝蜜枣，实则暗讽其身份低贱，无见无识的行为逻辑。这种低调的奢华确实不是万萋萋的满头珠翠，遍体绫罗的明面炫富可以较量的。要比吃过见过会花钱，谁能比得过皇亲贵胄呢？
剧中前半段，程少商关于糖的回忆都属于“在玻璃渣中捡糖吃”。无论是回忆杀中，作为孤苦无依的恶童欺负污蔑的留守儿童，即便被踩碎了也要把珍贵的饴糖吃掉。还是后来骅县大劫中，作为虽短暂谋面却替祖父完成家园重建的恩人，被县守孙女于弥留之际用珍贵的饴糖酬谢。饴糖越甜，境况越苦。用甜来反衬苦，导演真的太会了。
同样的，剧中每次磕cp，都有请糖出场。比如，程父回到阔别15年的程家第一件事不是回府报平安，而是亲自去给程母买她最爱吃的蜜饵（蜜和米面制成的糕饼）。小狗楼垚为了追求心上人，也是各种甜食都给程少商摆上，什么粔籹（蜜和米面，油煎而成）、羊肉饵饼、蜜粽，竟生生喂胖了后者。最离谱的是凌不易，估计他本人不甚爱吃甜食（人设需要），为了“嘴巴变甜，说话中听”，不惜放下身段亲自陪未婚妻去集市买蜜饯，更当场践行了“赵公子今晚全场请客”的大手笔霸总行为。任谁看了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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